中國儲能網訊：碳排放權交易，理論淵源自科斯定理，即在產權明晰的情況下，資源可以在市場得到最優(yōu)配置。這一產權交易理論隨后被用以環(huán)境經濟學分析，與庇古稅分析比較，結論是如果污染物排放總量與庇古稅下的排放均衡數量一致的話，庇古稅率與排放權的市場均衡價格是等同的。也就是說，庇古稅和科斯定理可以在污染控制方面實現同等的效率”?；谶@一一致性，美國在1980年代為了控制二氧化硫排放而實現總量控制，通過市場進行二氧化硫排放權交易，已實現在二氧化硫排放總量得到控制的前提下，二氧化硫的排放權得到最優(yōu)配置。
然而，2015年達成的《巴黎協定》中，京都三機制并沒有得到再現，只是在第六條中將“國際減排轉讓”規(guī)定為“自愿合作機制”，必須準確核算、避免重復計算，并且要交管理費和適應基金，相關規(guī)則、模式和程序在《巴黎協定》生效后的第一次會議上商定。對于造林產生的碳匯沒有納入轉讓，只是將減少毀林和森林退化所避免的排放，根據實際結果予以補償?！栋屠鑵f定》第6條第8款中對市場機制沒有“厚愛”卻青睞“非市場途徑”，包括減緩、適應、資金、技術轉讓、能力建設等。
如果說歐盟排放貿易計劃的“失敗”是歐盟擔心企業(yè)競爭力而“放水”即過量發(fā)放碳配額而使市場需求疲軟，那么，《巴黎協定》涵蓋幾乎全球所有國家，區(qū)域或全球碳排放貿易體系的構建，是否存在挑戰(zhàn)呢?
首先，《巴黎協定》并沒有《京都議定書》所規(guī)定的減排限額。前者是“白下而上”的“國家自主貢獻”，全球目標是“盡早實現排放峰值”，在2050年以后實現凈的零排放。而且，各國的目標有絕對量、有相對量、有可再生能源、有政策措施，多具有不可比性，難以轉換為一個統一的可交易的量化額度。一些發(fā)展中國家例如印度、中國的目標為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一定比例。由于國內生產總值不可控，碳排放強度也就難以成為一個具體明確的碳排放額度而用以交易。更重要的，是各國自主貢獻不具法律約束力。
其次，碳排放的可測度性。作為一個市場交易品，必須是可測量、可報告、可核認的“有形物”如產品或服務。碳排放多伴生于化石能源燃燒，在發(fā)展中國家的統計、監(jiān)測和確認，缺乏必要的能力。這樣，同一交易品，如果不具備“同質性”，必然“劣幣驅逐良幣”，市場失敗。由于電力生產中涉及化石能源、核能和可再生能源，電力使用的碳排放系數的精準計算，即使在發(fā)達國家，也存在困難。如果采用清潔發(fā)展機制中的方法學來確認，交易成本必然會高企。這也是為什么英國的碳排放貿易不是以碳為計量單位的交換品，而是采用市場交易精確的電當量作為結算品。
第三，碳排放體系的構建。歐盟的碳排放貿易計劃：1、只是涵蓋了生產側的部分產業(yè)，沒有包括服務業(yè);2、沒有涵蓋消費側，而最終排放源白消費;3、只是包括化石能源燃燒排放的溫室氣體，沒有包括可再生能源、碳匯等零碳產品。如果《巴黎協定》下的碳市場只是有限產品的交易，難以包括大量的“高品質”產品例如可再生能源、碳匯等。似此，這一系統的效率也將大打折扣。
第四，碳公正問題。科斯定理表明，碳排放的初始分配不影響碳權的最終市場配置。從這一意義上講，碳排放市場配置是高效的。但是，由于發(fā)展中國家技術水平低、碳效率低，碳排放權將會集中在碳生產率高的少數國家，多為發(fā)達國家，使得發(fā)展中國家缺乏碳配額，基本需求品依賴進口而價格高企，加劇發(fā)展中國家的貧困。
第五，碳治理問題。碳排放不是一個“善品”，而是一個“惡品”，需要不斷減少直至最終消除。但是，這一“惡品”又與“善品”的生產有關聯。碳交易的標準、交易的游戲規(guī)則、碳退出或遞減的速率或時間表，均涉及國際治理構架。在沒有一個世界政府的情況下，“共識”形成不僅時間漫長，而且效率低下。
由于“碳排放”這一交易品的特殊性，構建全球性或區(qū)域性的交易市場，似乎有難以逾越的障礙?！栋屠鑵f定》并沒有建立碳排放貿易的條款，只是將國際問的轉讓明確為“自愿”合作機制，對市場構建沒有專門的規(guī)定。從《巴黎協定》規(guī)定看，全球或區(qū)域性的碳市場構建和運行尚不具備必要的國際法支撐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