也許，從歷史經驗和理論基礎來看，林毅夫先生的“投資觀”并不是沒有道理，甚至可以說，在經濟快速增長過程中，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，確實要遠高于出口、消費等其他“馬車”。但林毅夫先生忽視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——中國國情。
首要的一個因素，就是中國的市場化水平太低，投資無法成為一個市場元素對中國經濟產生持續(xù)的拉動因素。
我們知道，投資要想充分發(fā)揮對經濟的拉動作用，除非發(fā)生特殊的情況，如經濟危機、金融危機、經濟災難等，不然，就必須以市場為主導，由市場來決定投資的目標、方向、投資規(guī)模和投資數(shù)量。
問題在于，從中國這些年來特別是進入21世紀來的實際情況看，市場對投資的影響力是很脆弱的。更多情況下，是政府起了主導作用。即便是企業(yè)投資，也是政府這只幕后之手在發(fā)揮作用。城市建設、房地產開發(fā)、基礎設施建設等不需多說，就是許多產業(yè)，包括所謂的新興產業(yè)如太陽能、風電、LED光電等，也無一不是政府在強勢推動。
相反，林毅夫先生列舉的其他年均經濟增長率一段時期超過7%的經濟體中，哪一個像中國這樣，政府如此強勢地決定投資目標和方向、規(guī)模和數(shù)量，又有哪個是如此取代了市場、干擾著市場、干預著企業(yè)？
也正因如此，中國的高投資率，就留下了太多的隱患和問題。所以，在市場化進程沒有步入良性軌道、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沒有有效理順、市場對資源配置的作用嚴重滯后的大背景下，投資要想對經濟增長發(fā)揮正面和積極的作用，首先必須在市場化建設方面邁出實質性步伐。
其次，正是因為投資的市場化元素嚴重不足，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和干擾過多，就帶來另一個嚴重問題——投資格局分布的不合理。具體表現(xiàn)為兩個方面：一是生產性投資和非生產性投資格局的不合理，非生產性投資嚴重擠占了生產性投資；二是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格局的不合理。
就前者來看，2003年可能是一個分水嶺。因為，隨著房地產市場的放開以及地方政府的投資熱情被激活，房地產投資就像一匹野馬，瘋狂奔馳，以至于在短短十年不到時間里，就將生產性投資擠到了墻腳。什么叫實體產業(yè)空心化，不就是生產性投資空心化嗎？而如果一個發(fā)展中人口大國，房地產投資唱主角，生產性投資卻只能茍延殘喘，那怎么可能不出問題？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還怎么可能持續(xù)呢？
對后者來說，在改革已經進入到“深水區(qū)”、地方80%以上的國企已經改革改制成民營企業(yè)和股份制企業(yè)的大背景下，如果投資仍以政府和國企唱主角，也應當不是一件正常的事。
從2003年到現(xiàn)在，特別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(fā)以來，民間投資者到底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？應當不難判斷。而政府投資和國有投資，依靠的是什么，也應當不難分析。一極是政府和國企負債累累，一極是民間資本沒有出路，這樣的格局，難道還能說投資能夠對經濟產生積極的拉動作用嗎？還能維持下去嗎？
除此之外，中國在對投資質量和效率的評價方面，也存在嚴重缺陷?？傮w上講，“固定資產增長率”這個概念，已經成為制約和影響投資的最主要障礙。如果不能對投資的質量和效率做出科學的評價，沒有科學的評價體系與標準，高投資率對中國來說，極有可能意味著一場災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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