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而，那些沒有時間去做、沒有辦法去解決、沒有人去做的能源難題仍在那里。
其一，能源消費結構調整未見實實在在進展。2011年雖然水電、風電、光伏發(fā)電等非化石能源總量有較大幅度增加，但在一次能源消費總量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。究其原因，一方面由于來水偏少，影響水電出力，火電彌補缺口;另一方面，非水可再生能源開發(fā)利用規(guī)模仍然偏小。
其二，能源消耗強勁增長態(tài)勢未改變。伴隨工業(yè)化、城鎮(zhèn)化快速推進，國內能源需求激增，高耗能產業(yè)貢獻最大。在能耗激增背后，是一個仍然粗放的經濟發(fā)展模式，經濟發(fā)展對能源依賴性大。這一發(fā)展路徑不得不調整，以下數(shù)據足以佐證。
有統(tǒng)計顯示，我國能源消費約占世界總量的20%，GDP不到世界總量的10%。人均能源消費接近世界平均水平，人均GDP卻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50%。能源消費總量與美國相當，GDP僅為美國的37%;GDP與日本相當，而能源消費總量是日本的4.7倍。
其三，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分解方案尚未與地方最后達成一致。國家發(fā)改委、能源局仍在與地方發(fā)改委等部門討價還價。地方父母官把能源消費的指標壓在地方發(fā)改部門頭上，保GDP、增加財稅收入，萬萬離不開能源消費。
在上下兩面夾擊中，地方發(fā)改委負責人只得通過不同途徑、在不同場合與國家部門溝通、斡旋，希望追加本地能源消費指標。中央與地方能源消費的博弈始終沒有終止。我國能源消費“敞開口子供應”的狀況能否改變，2012年是一個關鍵。
其四，能源“十二五”規(guī)劃等一系列產業(yè)規(guī)劃仍待“過堂”。自“十一五”末，國家相關部門便開始著手“十二五”規(guī)劃前期準備。時隔兩年，僅有為數(shù)不多的規(guī)劃面世。時間緊迫，我們期待高含金量的政策規(guī)劃盡早出臺，以期指導能源開發(fā)利用、項目投資和社會資源配置。
其五，煤電之間的矛盾仍在用臨時的行政調控掩蓋。2011年國家價格管理部門兩次上調上網電價，這在近年價格調整中并不多見。由此可見，煤電矛盾之激烈。煤電本是產業(yè)鏈條的共同體，如今卻成各自為政之勢。其背后是沉重的歷史矛盾和陳舊的價格體制。
國家能源部門在處理兩者矛盾時，采取一種猶如“面多了加水，水多了放面”的簡單處理方法。臨時的行政干預只能暫時止痛，病癥復發(fā)的時點再被后移。殊不知，今天就是在為歷史的舊賬埋單。所謂長痛不如短痛，電力市場化改革需要再度啟動。
其六，價格體制改革方案尚未出臺?，F(xiàn)行成品油定價機制運行兩年有余，投機套利、調價滯后等問題始終存在。我們需要一個合理、完善的價格形成機制，需要對價格方案作出改革，而非修修補補式的改良。
國家發(fā)改委稱“擇機推出成品油價格改革方案”。這個時機將選在何時?2012年某一個試點，還是“十二五”的某一年?
其七，中俄天然氣價格談判依然懸而未決。國家能源對外依存度不斷增長，已成大勢。我國石油、天然氣、煤炭進口量價齊增，這對于國家能源安全是一個極大挑戰(zhàn)。
雖有2011年10月中俄兩國總理會商，但中俄天然氣價格合同仍然未能落筆。氣價是雙方最大的爭執(zhí)。國內天然氣價格形成機制長期未能理順，顯然已經開始影響國際貿易中的談判。資源國家看中的是中國市場，但價格管制讓這些國家缺少安全感，國內企業(yè)也不得不承受高額差價。建立完善的天然氣價格機制，應是能源管理部門案頭上的重要工作之一。
其八，核電發(fā)展政策依舊不明。日本3·11地震后，全球國家核電政策分為三大派系。德國、意大利選擇棄核;美國、法國堅持既定的發(fā)展方針;中國微調核電政策，暫緩核電項目審批，進行安全檢查。
根據國家能源部門披露信息，國內核電安全檢查早已結束。但事關核電發(fā)展未來方向的《核電安全規(guī)劃》、《核電中長期調整規(guī)劃》等仍在等待審批。正因政策導向不明朗，我國核電在徘徊、張望中度過2011年。
“十二五”開局之年已經遠去。在能源產業(yè)開啟新征程之際，我們有必要提前謀劃、居安思危，少一些歌功頌德。
